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基本重申了過去五年的農業改革主張，但在具體改革政策上的爭議將會繼續。但當下中國農業面臨問題更為尖銳，涉及農村一系列基本制度的“第三波”變革。

　　在國家圖書館保存本庫的地下一層一個書架上，可以找到一本紙張泛黃的小書《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這本白底紅藍條作為封面的小書出版于1991年。今年年初，這本書風行一時，因為其中一位作者是李克強，當年他還在共青團中央工作。

　　李克強負責寫作第七章“農村工業化”。這也是他碩士論文的主題。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城鄉二元的經濟體系中，鄉鎮企業“異軍突出”。李克強把鄉鎮企業稱為介于傳統農業和現代工業部門之間的新興部門，認為國民經濟出現了三元結構的新局面。

　　“新興部門”顯然是過渡時期的產物。到上世紀90年代，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以“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形容“三農”問題。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鄉鎮企業進一步衰弱，中國的制造業被卷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分工之中，成千上萬的農業勞動力被轉移到沿海的工廠打工。

　　2001年，擔任福建省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也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相比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異軍突出”、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農民負擔沉重。在他初入仕途之時，就是杜潤生執掌的“農研室”常客。到他博士論文完成時，中國的農業政策正在發生激烈的變化，從2004年國家宣布取消農業稅開始，工業反哺農業的方針得到貫徹，對農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明顯加大。經過近十年的休養生息，中國農村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經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十七屆三中全會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兩輪改革波段后，中國的農業政策再次面臨變革。此時，兩位中央主要領導都有親身研究農村問題的經歷，以往并不多見。2013年以來，他們當初的著述再次引起熱議，反映了民眾對中國農業未來改革方向的關注。

　　土地始終是核心，它關系到農業生產的規模、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多寡，并且同時影響城市的發展。

　　與十七屆三中全會相比，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雖已將五年前“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逐步”二字去掉。但同樣有待修改具體的法律法規，使改革落到實處。

　　雖然允許土地流轉，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是共識，但是規模經營能做多大？什么樣的農村經營體系才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土地流轉和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目前仍然爭論激烈。到底實行一種加速推進城鎮化、促進土地規模集中的政策，還是穩步推進，實行防止農民的土地被強制流轉的政策呢？無論采取哪種傾向的政策，都可能會承受壓力。

　　一幅色彩鮮艷的農產品(000061,股吧)圖片，被箱體內的白熾燈照射得十分逼真。這不僅是城市農產品消費的新趨勢。它與產地相隔千里，代表著資本、土地、勞動力諸要素的重組趨勢。在這張出現在北京地鐵里的燈箱廣告上，一家快遞公司承諾為消費者在全球采購瓜果蔬菜。

　　近年來，基于對食品安全的擔憂，價高質優的農產品開始走俏，推動了產業界的投資農業的熱潮，一些知名的企業或企業家紛紛投身農業，如網易投資養殖業，聯想集團成立農業投資事業部，規劃其農業投資路線圖等等。

　　國內規模化資本和跨國資本進入一直是中央農村工作的權衡關節。大資本下鄉必然會帶來農業經營模式的變革，通過土地整治、增加對農業生產的技術投入，一般而言，會帶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其中機械、種苗、技術都可以通過市場購買獲得，唯獨土地成為最難獲得的生產要素。于是，土地流轉一直成為市場最關注的焦點，一旦有積極消息傳出，農業類股票應聲上漲。

　　此外，農業發展的內部因素也在推動農業經營模式的變化，不過速度相對較慢。近年來農村雇工的成本也大幅上漲，更多的農業人工勞動將會被機械所替代。

　　在北方糧食主產區，農業機械化服務團隊跨區作業，幫助專業大戶進行收割。在南方丘陵地帶，小型農業機械也得到較大面積推廣。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會減少農民的數量，推動城鎮化進程。

　　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業生產，進入城市，逐漸轉變為市民。相比往年，這些變化的宏觀背景出現了積極變化。

　　2012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減少了345萬，就業壓力大大緩解，從總量上看，城市能容納更多轉移出去的農村勞動力。另外，社會保障制度實現了國民全覆蓋，雖然水平仍然較低，但一定程度上，土地不再被看作為農民的底線保障。

　　高端農產品的消費熱潮、農村雇工成本上升、就業壓力減輕和全國范圍內的社保網的建立，這是近五年來中國經濟領域出現的新變化，這些變化也必定會引起對農業政策和中國經濟的重新思考，并推動政策層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