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湖北等地，轉基因抗蟲水稻早已形成規模種植。當地農民開始并不知道那就是轉基因的水稻種子，以為是政府推廣的另一種雜交稻的新品種。種了轉基因大米的農民，對吃這種大米都抱有很謹慎的態度。

　　中國新聞周刊2010012期封面

　　大米也轉基因了嗎?

　　一場沒有硝煙的變革正在13億中國人的餐桌之上進行。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水稻、一種玉米的轉基因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雖然頒布安全證書并不等于商業化，但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種植卻實質上在湖北等地已經悄悄進行。兩會期間，包括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內的120多位教授學者，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建議轉基因主糧的是否推廣，應該聽取民眾意見。

　　轉基因技術在農業中應用以來，一直存在著生態安全、食品安全、人類健康等諸多爭論。多年來，爭論雙方都列舉了大量論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但都無法說服對方。而在這場曠世爭論中，作為主角的農業生產者和食物消費者，卻一直沒有發言的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試圖從農民和消費者的視角審慎地看待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從農民的角度而言，轉基因作物的實惠和風險各自何在?對于消費者來說，其知情權和選擇權又該在這場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問題決策中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我們以為，這樣的審慎，換來的必然是更透明的決策、監管以及中國人更健康的未來。

　　稻田里的暗戰

　　在湖北等地，轉基因抗蟲水稻早已形成規模種植

　　湖廣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漢，在一場暴雨后氣溫已經接近30度，正是春種的好時候。還有幾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農民們都急著買稻種。江夏區土地堂鎮建樓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剛剛翻過的土地上打碎著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著，自己是去買抗蟲的轉基因稻種呢，還是去買普通稻種。

　　董克江猶豫的原因，是因為目前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鄰居們，對這種“能抗蟲的種子”或“不用打藥的種子”，卻一點也不陌生。

　　“村里種了有三年多了，總有人能買到這種種子。”董克江說。五里界鎮唐涂村村頭的胡姓村民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2004年，五里界就開始種植(這種不用打藥的種子)了。”

　　今年3月2日，農業部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負責人，在就推進轉基因技術研究與應用答記者問時表示，發放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并不等同于允許商業化生產。“按照《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規定，首先進行嚴格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達到標準的才可獲得品種審定證書;之后，相關種子企業還要通過嚴格審核才可獲得轉基因作物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經營許可證，方可進行種子生產經營。”也就是說，目前在市場上任何出售、種植轉基因大米和種子的行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農業部曾首次批準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老稻米的種子已難找到

　　50多歲的董克江種水稻已經有30多年。回憶起父輩們種水稻時，董克江記得都不撒農藥，稻田里甚至可以養魚。秋收的時候，掀開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見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來。

　　“那時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飯。”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時候家里種的老品種的水稻葉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畝產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時候蟲害少，和蟲戰斗的方法則只是簡單的滅殺(點誘蛾燈)，“雖然莊稼被害蟲吃去不少，但是當時益蟲多，保護得好，大部分還是留給了我們。”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廣了一種可以高產的“農墾五八”稻種，這種水稻葉片鮮嫩，很招蟲，而且植株矮小，一擊就倒。在病蟲害肆虐的情況下，農民們被迫使用了農藥。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蟲繁殖能力本來就弱，在農藥的毒殺下數量銳減，這樣一來，原來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態環境一去不復返。

　　過了幾年，董克江的父親覺得撒農藥麻煩，懷念起原來不需要撒農藥的老品種來。董克江和他的父親走了很遠的路，才在一個偏僻的村子里討回了一些當地已經失傳的稻種。“可是第二年種了以后，別的田里的蟲全都往這個田里跑，還是絕收了。”董克江說，如今這些老稻種已經沒有了。

　　但是，讓董克江父親懷念的常規育種培育，在政府研發層面卻一直未成為主流。“‘十二五’期間，政府對轉基因品種的研發支持是300個億，而常規育種只有1.8個億。”全國人大代表、沈陽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溫福在2010年兩會發言中說。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批準以后，他特別想多保存各種作物的老品種。他在山東調查時發現，種植過轉基因棉花的農民，如今想種傳統的棉花，種子都已經很難找到了。